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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党员”:中共党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

292023-09-30 16:09:19

点击上方“国际在线” 可以订阅哦!编者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特殊群体,这就是朝鲜、越南、日本、印度、奥地利、波兰、英国、美国、苏联等国的外籍中共党员(以下简称外籍党员)。这些外籍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大多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他们有的是著名的作家,有的是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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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特殊群体,这就是朝鲜、越南、日本、印度、奥地利、波兰、英国、美国、苏联等国的外籍中共党员(以下简称外籍党员)。这些外籍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大多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他们有的是著名的作家,有的是医术高超的医生,有的是出色的谍报人员,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共产党内极为缺乏的、学有所长的行家里手。他们的工作出类拔萃,把智慧和精力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增进中外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中有的家喻户晓,有的却并不为人熟知,今天小编带大家一一梳理下。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

马海德:阿拉伯裔美国人,祖籍黎巴嫩,原名乔治·海德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因为工作成绩突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马海德1910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原名乔治・海德姆。1933年夏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11月马海德为了考察当时在东方流行的热带病,便和两个同学一起来到中国上海,原本计划在中国只停留一年,但当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华民国政府的腐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后,决定继续留下来,他考察热带病的职业病和工人营养不良的状况,并通过调查他认识到,中国工人需要的不仅是药物,更需要吃的、穿的问题,而是只有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

在宋庆龄的安排下,1936年6月和斯诺闯过重重封锁线,到了陕北。当斯诺完成采访任务离开边区时,他“决定留在陕北工作,要为中国革命事业作一些贡献”。全国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卫生部顾问。全国解放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1950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国籍,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并取得世界范围内的成果,1988年病逝。马海德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2009年被授予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中国开国将军中唯一的外籍将军:越南人洪水

洪水,越南人,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名武元博,曾用名鸿秀、阮山、李英嗣等,1924年追随胡志明来到中国,追求革命真理,投身中国革命。1926年3月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之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中国抗日战争。1956年因病回国休养。同年10月21日,在河内逝世。

他是越南籍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三次来到中国,在48年的短暂生涯中,有27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三次含冤被开除党籍,但对革命的信仰始终未改。他是越南人民军的少将,也是人民解放军授衔的唯一的外籍少将。他革命的一生,只能用“传奇”二字来形容。 名字背后的故事洪水是越南人,原名武元,到中国参加革命后先后改名为李英嗣和洪水。从洪水一生的履历看,他的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1908年10月1日,洪水出生于越南河内市郊嘉林县。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房产主兼地主,思想非常开明,与爱国志士和革命领袖联系密切,因而经常遭到土豪劣绅指名道姓的讥讽和谩骂。洪水的父亲非常睿智,为了使骂人者有所忌讳,想出了别具一格的主意,给他的5个儿子依次起名为“我”、“吾”、“俺”、“博”、“师”,这样再有人喊着他们的名字骂,无论用词如何恶劣,都等于是在骂“我、吾、俺”,也就是骂自己。洪水排行第四,名为武元博。1924年底,16岁的武元博,怀揣爱国理想,和其他越南爱国青年一起,来到中国寻求革命火种。他们首先到达了正处于大革命高潮的广州,当时受共产国际的委派,胡志明化名李瑞也在广州,为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当翻译。借助于这个公开身份,胡志明一方面密切关注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情况,另一方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为越南培养青年革命力量。武元博成了李瑞(胡志明)的追随者,他参加了李瑞创办的政治训练班和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当时越南的一些热血青年为了表明誓死追随李瑞的心志,纷纷改名姓李,出于同样的原因,武元博改名为李英嗣。当时反动派顽固势力常常攻击进步人士为“洪水猛兽”,武元博性格刚烈,嫉恶如仇,为了坚定同反动派针锋相对、斗争到底的决心,李英嗣最终改名为“洪水”,此后他在中国一直延用洪水这个名字。1945年,洪水回越南参加革命,为适应越南的斗争和工作环境,把名字改为更具越南特点的“阮山”。关于洪水名字的寓意,他的越南籍女儿阮清霞曾说过这样几句话:“我爸爸曾用过几个不同的名字,在中国,他叫洪水,寓意为让敌人害怕的洪水猛兽;在越南,他是与胡志明主席并肩作战的将军阮山。”两度被打为国际特务洪水与我国许多早期的革命领导人都有着密切的交往。 1926年3月,由李富春、蔡畅等人介绍,洪水同林彪、刘志丹等人一起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洪水便加入了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反共事变爆发之后,洪水毅然脱离了国民党。8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洪水随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先是撤到香港,后来又前往泰国,在旅泰越侨中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春,受聂荣臻的邀请,他再次来到中国参加武装斗争,被派往彭湃等人领导的东江游击队。此后在一系列革命活动中,洪水的才华逐步得到认可,1934年1月,他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幸的是,此时“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了上风,因为身世问题,洪水被打成“高级特务”,被开除了党籍。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瑞金开始长征,在朱德、刘伯承的关心下,洪水被编入中央干部团,负责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错误路线,中央撤销了对洪水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因而,洪水对遵义会议重大意义的认识比一般人更为深刻,他曾多次表示:遵义会议不仅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也挽救了我洪水个人。洪水第二次被打为“国际特务”是在长征途中。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部队是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朱德、刘伯承与张国焘发生了争执。洪水不畏权势,坚定地站在正确立场上,当面与张国焘争论起来,指责他的错误路线。洪水的态度和言行激怒了张国焘,出于报复,张国焘将他定性为“国际间谍”,并准备予以处决,后经朱德、刘伯承的保护,才幸免于难。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行径受到批判,洪水勇于同错误势力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受到表扬和肯定,党中央再次撤销了对他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尽管两次蒙冤,但洪水坚持革命的信念不减,挫折面前,他选择了勇敢面对,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投入到工作中去。

中共早期领导人——李铁夫

李铁夫与张秀岩合照

李铁夫 朝鲜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名韩伟键,化名金元镐、胡国明、韩国李、云岗等。 1901年,他出生在朝鲜东北部咸镜南道洪原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就积极投入到国内抗日斗争的洪流中,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三一”独立运动。在全国反日大示威的群众游行集会现场,李铁夫作为朝鲜学生独立运动总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慷慨激昂地宣读了由代表们联合署名的《独立宣言》。日本警察署对这位学生领袖恨之入骨,四处通缉他。4月间,他辗转流亡到中国,与中朝革命斗士们共同战斗。在上海,他担任《新大韩新闻社》编辑。当时,正值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宣告成立,这也使李铁夫看到了奋斗方向。1920年,他化名秘密赴日本留学,4年后重返朝鲜,以记者身份为掩护,从事创建朝鲜共产党的活动。1926年春当选为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年2月,朝共遭到大破坏,他也再次遭到通缉。经共产国际介绍,李铁夫再度流亡中国,不久就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李铁夫接受中共的指派,赴北平工作,出任党的外围组织——北平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党团书记,从此开始了在中共地方重要领导岗位上长达6年的曲折任职经历。1932年9月后,李铁夫先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933年,中共河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是年5月18日,李铁夫在北平秘密出席反帝大同盟党团会议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押往南京监狱。同年7月15日,经党组织和朝鲜同志营救,李铁夫获得保释出狱。1931年赴北平任中共外围组织―――北平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党团书记。1932年9月后相继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1937年7月10日在延安病逝。

印度援华医生——巴苏华

图为印度援华医疗队队员1938年在重庆的合影,右一为巴苏华,右二为柯棣华。

巴苏华,印度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11年生于印度,全名为比乔埃・库马尔巴苏,1934年加入印度共产党。1938年毕业于印度医科大学。同年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1939年到达延安。为表示对中国的敬爱,取名巴苏华。担任八路军总医院外科主治医生。

接受组织安排,与家人不辞而别,积极投身中国抗日前线当年,巴苏华是与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柯棣华大夫一起踏上援助中国抗战征程的。中国抗战爆发后,巴苏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义无反顾地接受组织安排,加入了印度援华医疗队。1938年的印度,英国殖民统治者不会轻易让印度共产党员前往中国支援抗战。一名印度医生因为共产党员的身份而被当局扣留了护照。巴苏华因较好地隐藏了身份,受命接替这名队员。他与家人不辞而别,从加尔各答秘密前往孟买与医疗队其他成员会合,乘船赶赴中国。当时,他与妻子结婚刚3年,还没有孩子,这一别就是5年。当时,由5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坐了近3周的船抵达广州,队员们上岸后的首个任务是改名字,在每个人的名字后加一个“华”字,取意援助中华。队员们当时都积极要求到中国北方前线,延安当然是首选。见到毛主席等人后,队员们都惊讶于中国革命领袖的生活竟然如此简朴,斗志却如此昂扬。毛主席还亲切地对医疗队队员们说:“你们从印度来,能吃辣椒!能吃辣椒就干得好革命!”从延安到晋察冀边区,整整5年,成为最后一个离开的医疗队员在延安的岁月十分艰苦却令人难忘。陕北的冬天格外冷,来自印度的医生很不适应,四五个月都洗不了一回澡,最好的“水果”就是黄瓜。严酷的环境加之满负荷的工作导致医生们纷纷病倒。爱德华、卓克华和木克华3名队员在履行援华任务满1年后,即因病先后回国,而坚持下来的柯棣华和巴苏华则转战千里奔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边治疗伤病员边向当地医护人员传授医疗技术。其间,他们还各自随部队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1942年,柯棣华大夫积劳成疾在中国去世,印度援华医疗队只剩巴苏华一人。在这种情况下,巴苏华尽力在抗战前线救治伤员并传授医术。

图为1978年,巴苏华(右二)带领学生在大连学习针灸治疗。

传播针灸术,把后半生献给印中医学及友好事业巴苏华1943年回国后,格外怀念与战友柯棣华共同战斗的日子,立即成立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继续致力于印中友好事业。巴苏华在延安期间就见识到了针灸的神奇,他在1957年访华后决心把这项有效的医疗技术带到印度。通过巴苏华在中国的亲身学习以及包括甘泰特在内的几名学生的实践,针灸术以加尔各答为中心向全印传播。至上世纪70年代,印度各地已有针灸诊疗机构30多家,针灸师超过150名。目前,印度各界均认可印度现代针灸术来自巴苏华大夫。直至1986年去世,巴苏华把后半生都贡献给了中印医学及友好交流事业。

国际主义战士、印度著名医生——柯棣华

柯棣华,印度人,著名医生,国际主义战士。1942年7月,柯棣华加入中国共产党。1910年出生于印度孟买,1938年随同印度援华医疗队到中国协助抗日,先后在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服务,任八路军医院外科主治医生、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1942年12月9日凌晨,柯棣华因癫痫病发作在河北唐县逝世,年仅32岁。 二战爆发后,柯棣华没有去英国上学,参加了巴苏大夫领导的一个五人援华医疗队。

1938年6月29日柯棣华和爱德华、巴苏华等5位医生组成的赴华医疗队。1938年9月17日到达广州并受到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迎接。9月29日医疗队经长沙辗转来到汉口,被中国红十字会编为第15救护队,先后在汉口、宜昌、重庆等地工作。谭云山提议:在他们每个人名字后面加上“华”字。于是,五位医疗队员都有了他们的中国名字:爱德华、柯棣华、卓克华、木克华、巴苏华。柯棣华的名字就是这时从原名柯棣尼斯改成的。

柯棣华与朱德合影柯棣华于到中国后为国民革命军救助伤员,他感觉国军并没有全力抵抗日本侵略军。于是在1939年2月前往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医疗队,在晋察冀边区全力抢救和日本军队作战的伤员,并以自己的身体试验治疗当时在边区流行的传染病。1941年1月,正式参加了八路军,接替牺牲的白求恩大夫,成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仍然兼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1942年7月,柯棣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12月9日,柯棣华的癫痫病再一次发作,医护人员虽全力抢救,也未能挽救他的生命。他没有给他热爱的战友们留下一句话,没有给他爱妻娇儿留下一句话;但他全部工作,他的热情,他的献身精神,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人们前进。 

活着的白求恩——傅莱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理查德·傅莱(Richard Frey)  奥地利人,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名:理查德·施泰因 (Richard Stein)。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了中国国籍。他在世时被人们称作“活着的白求恩”。

傅莱1920年2月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青少年时期即投身反法西斯斗争,并参加奥地利共产党。因反对希特勒被特务机关列入黑名单。1939年1月来到中国。

在前线为八路军战士诊病

1941年,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傅菜通过封锁线,到达向往以久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被安排到白求恩卫生学校担任教员。1944年,傅莱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担任内科教学工作,同年秋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国籍。

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在中国西南地区工作十余年,先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处、重庆市卫生局、重庆医学院任职。1962年调入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所担任副所长,1987年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结束了医学文献手工检索的历史。

傅莱后来担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名誉所长。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84岁时逝世。

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汉斯・米勒

汉斯・米勒 德国人,内科专家,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7月来中国。曾任延安和平医院门诊部主任、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医生、第十八集团军卫生部流动手术队队长兼129师医务顾问。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历任长春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教授,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兼儿科系主任,北京积水潭医院教授,北京医学院副院长、教授。于1994年12月4日逝世。

1915年,米勒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1933年进入瑞士巴塞尔大学学医。1939年,24岁的米勒取得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但是由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清洗,返回德国已不可能。同年,米勒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取得联系,登上从法国开往香港的客轮,经廖承志和爱泼斯坦介绍奔赴延安,并将国外援助中国抗战的600箱医药用品和1辆大型救护车送往延安,参加八路军并到达太行山区。

汉斯米勒教授(中)和医生一起查病房米勒在延安见到了毛主席,并参加了八路军。在延安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请求上战场,他说:“作为医生,战场更需要我。”在米勒的多番请求下,中共中央批准他来到位于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从此,这位拥有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德国人,成为一名八路军的战地医生。

一个月后,随印度医疗队到达太行山区。1943年1月,返回延安,在联防司令部门诊部当医生,后在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内科主任。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和精湛的医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和中国军民一起战斗在太行山上,为抗日战士治伤救命;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里,他救治了无数名伤病员。

汉斯·米勒和他的孙辈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冀察热辽军区野战总医院院长。解放军攻克天津后,他随军进城,同早在1945年就参加八路军医院工作的日本护士中村结婚。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1月加入中国国籍。6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米勒先后任长春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教授,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兼儿科系主任。1960年到北京积水潭医院任内科教授。1972年到北京医学院任副院长、党委委员。后任北京医科大学顾问等职。198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米勒被中国卫生部授予“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称号。1994年12月4日逝世。

有勇有谋的朝鲜籍将领——毕士悌

毕士悌(1898年-1936年2月22日),朝鲜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名金勋(朝鲜语:김훈),又名杨宁、杨林等,朝鲜平安北道人,中国工农红军将领。参加过南昌起义和长征。1936年2月22日在指挥强渡黄河战斗中光荣牺牲。是红军东征中牺牲的唯一一位外籍将领,时任红15军团75师参谋长,年仅38岁。

毕士悌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1919年参加三一运动,被日本占领当局通缉,后流亡中国吉林省珠河(今黑龙江省尚志市)。1921年6月,毕考入云南讲武堂学习,1924年以全校第一名毕业。1925年毕又考入黄埔军校,任教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毕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三营营长,作为先锋参加了汀泗桥战役和贺胜桥战役。

1927年8月1日,毕参加南昌起义。起义部队溃散后,受中共委托前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毕在中国东北从事武装斗争的领导工作。1932年,毕调赴中央苏区,先后任红一方面军补充师师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参谋长、红二十三军军长、中共中央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1934年10月10日,毕士悌随军委干部团开始长征,1935年2月,担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4月30日,毕率领干部团前卫连强行军180余里,夺取了皎平渡,保证红军主力安全渡过金沙江。9月,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毕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参谋长。有勇有谋,冲锋在前打头阵,是毕士悌在战场上的鲜明个性特征。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建立根据地。毛泽东亲自下令干部团抢占皎平渡,作为红军主力北上入川的主要渡口。领受任务后,毕士悌参与指挥干部团化装成国民党部队,徒步急行军140公里,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按时抢占皎平渡。由于战场情况急剧变化,其他渡口的船只均被敌人烧毁,全军都须在皎平渡渡江。而通安州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可以直接控制皎平渡,因此,军委严令:不惜一切牺牲,拿下通安州!毕士悌受命亲率干部团前卫营,担负这一重任。由于从金沙江边到通安州,只有一条很陡很窄的山间小路,盘旋在悬崖峭壁的半山腰上。敌人占据有利地形,边射击边从山顶往下滚石头。毕士悌冒着枪林弹雨,冲杀在前。他身先士卒,机警地贴着绝壁,巧妙利用敌人的射击死角躲闪跃进。紧随其后的红军战士,模仿他的战术动作,一举攻占了敌人扼守的火焰山隘口,继而乘胜直奔通安州,最终以极小的代价夺取了通安州,使大部队顺利渡过金沙江。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干部团被改编成红军学校特科团,毕士悌继续任参谋长。当张国焘公开分裂红军,强令红军学校原四方面军学员南下时,毕士悌带领原干部团的干部坚持北上。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毕士悌参与指挥所属部队,踏过岷山千里雪,突破天险腊子口,攻克哈达铺,穿越渭河封锁线,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2月22日,毕士悌在率部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的战斗中,将最后一滴热血洒在黄河岸旁。

新中国的见证者——爱泼斯坦

爱泼斯坦,波兰人,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国际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又名艾培,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华沙,1917年随父母来到中国,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1939年参加保卫中国同盟;抗战期间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1944年5月至10月参加中外记者团赴延安采访。其间,经他改写,新华社在延安向全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新闻稿。

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5月26日上午11时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2005年6月3日,爱泼斯坦被葬于北京石景山区的八宝山革命公墓。

爱泼斯坦出生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当时波兰正在俄罗斯帝国的控制范围内。他的父亲曾因领导劳动者起义而被俄罗斯帝国的当权者关押,母亲则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爱泼斯坦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他所在的公司派往日本;当德军逼近华沙时,爱泼斯坦和他的母亲逃亡到亚洲投奔了他的父亲。在历经了一些地区的反犹歧视后,他的家庭最终于1917年迁往中国,并于1920年定居在了天津。

爱泼斯坦于15岁(193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他亦在抗日战争中与美国合众国际社和一些西方新闻社参与了掩护中国平民的行动。在1938年的秋季(一说是1939年),他在香港参加了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宣传并募集国际援助。1941年,他制造了自己死亡的假新闻以欺骗试图逮捕他的日本政府,这则假新闻甚至被以短消息形式印刷到了《纽约时报》上。但是他仍然在香港被抓入集中营。1942年3月18日,他在后来成为其妻子的邱茉莉(Elsie Fairfax-Cholmeley)的帮助下越狱成功。

在校订作家埃德加·斯诺的一本书的过程中,爱泼斯坦和斯诺得以相互认识。斯诺在出版前给爱泼斯坦看了他后来的经典之作——《西行漫记》。1944年,爱泼斯坦第一次访问了英国,然后与邱茉莉在美国居住了5年。在这段时间内,他担任了《联合劳动新闻》(Allied Labor News)的总编辑并于1949年出版了《中国尚未结束的革命》(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一书。邱茉莉亦是一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被广泛使用的汉英辞典的贡献者,在许多年后,逐渐被中国和世界各地学习汉语的一代学生所知。1944年,中国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这是十分艰难又显露胜利曙光的时刻。这年5月,中外记者团突破国民党的多年封锁访问陕北。爱泼斯坦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的记者参加了记者团,深入延安及晋西北采访。他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许许多多为抗战而奋斗的军民,写了十几篇通讯,在国外重要报刊上发表,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1951年,爱泼斯坦应宋庆龄之邀,回到中国参与杂志《中国建设》(后改名为《今日中国》)的创刊工作,他在70岁以前都是《今日中国》的总编辑,70岁退休后成为杂志的名誉总编辑。在担任《今日中国》编辑的时期中,他于1957年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于196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爱泼斯坦曾被非法监禁达5年之久,但是至死他都保持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诚追随。爱泼斯坦曾于1983年被选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他的一生中,爱泼斯坦曾先后被周恩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高度赞扬。2005年6月3日,爱泼斯坦被葬于北京石景山区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贾庆林、李长春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出席了他的追悼会。在仪式结束后,他的遗体被火化。

杰出的红色谍报人员——中西功

中西功(1910—1973)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社会活动家。三重县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1931年在满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作为一名红色间谍,先后在“佐尔格小组”和潘汉年的情报系统中工作。而他最大的贡献,是准确预报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时间,从根本上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为反法西斯同盟最终取得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他两次被判处死刑,但靠着他过人的智慧,两次都逃过了死刑的执行,他在狱中等到了日本战败投降,出狱后他拖着伤病之躯为中日友好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1929年夏,当19岁的中西功抱着国内同龄人惯用的“浪人”方式,闯荡到上海时,他对这个陌生的国度几乎一无所知。在经历了前一年的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以及张学良东北易帜等大事件后,中日关系暗流汹涌。那年6月,日本政府刚刚正式宣布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其时,上海虹口日租界居住着几万侨民,一批中日文并用的双语学校也应运而生。

中西功进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就读,该校主持教学的是中共党员、留日归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很快,中西功就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同学一起建立了意味着同中国团结斗争的组织“日(本)支(那)战斗同盟”。1930年,日本海军士官生队到上海参观,实际是为侵略熟悉战场。中西功和同盟成员得知后,便赶印了宣传反战的传单向他们散发,结果被捕。获释后,中西功受到停学一年的处分。

中西功的一家 1941年

1931年1月,中西功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随后任“东亚同文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次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淞沪铁路防线,日本海军陆战队强迫“同文书院”学生参加侵沪战争。这时,“东亚同文书院”团支部决定,一方面搜集战事情报,另一方面发动同学开展“不参加战斗,要求回国,撤出侵沪战争”的运动。 这项反战斗争获得成功,二三月间,“东亚同文书院”全体学生乘船回国。正是在回国的船上,中西功认识了改变他一生的人——尾崎秀实。那一年,中西功22岁,尾崎秀实31岁。当时,尾崎秀实的公开身份是《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而他的真实身份则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成员。在中国的3年时间里,尾崎秀实和从事情报工作的苏联共产党党员、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合作,经常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转送莫斯科。回国后,中西功秘密参加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开始向尾崎秀实学习情报工作。期间,中西功同尾崎秀实的关系密切,他甚至曾为尾崎秀实代写论文和联络革命同志。1933年9月,佐尔格奉命来到东京搜集日本战争动向情报。次年4月,他同尾崎秀实再次相聚并合作。尾崎秀实把在上海一起工作的日本同仁又组织起来,潜伏到日本的一些重要军政部门。至此,一个潜伏在日本的苏联谍报组织“拉姆赛”小组成立了,以此为雏形,最终成为在“二战”中声名显赫的“佐尔格小组”。1934年,中西功经尾崎秀实介绍,进入大连的“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从事中国问题、伪满经济和华北农村的调查研究。1937年6月,尾崎秀实成为近卫文麿相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同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全面开始。成功打入日本政界高层后,尾崎秀实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他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有关中国的情况,提出对中国事务的处理意见。这使他不但对日本政府的决策非常熟悉,而且能施加一定的影响。在此期间,尾崎秀实把自己掌握的许多有关日本对华战争的情报,通过中西功发往延安。他向佐尔格提供的情报,也源源不断地送往莫斯科。l938年5月,中西功从“满铁”大连总社调到“满铁上海事务所”。此时的中西功,在日本已负有盛名,来上海后,就被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借调到特务部工作。一到上海,中西功就通过“东亚同文书院”的同学西里龙夫,恢复了组织关系,成为中共党员。西里龙夫当时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实际上,他是日籍中共党员,在日侨和驻沪日军中进行反战工作。当年的同学再度聚首,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在潘汉年的情报系统里配合无间,并肩奋战。其后的4年,利用在日军特务部的条件,中西功向延安发送了一系列有战略价值的情报。1940年,中西功取得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的名义,为自己出入日本中枢机构叩开了方便之门。随后,中西功又控制了“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这是一个搜集战略情报,加以分析研究,提出决策方案,供日本统治当局采纳的高级参谋机构。此时的国际局势也风起云涌。希特勒在1939年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法国投降,英军撤回本土,欧洲大陆大小国家纷纷沦陷,日、德、意三国结成军事同盟。日本统治核心对世界战略发生了“新的构想”,但最感头痛的是泥足深陷于中国战场。设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则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加强日军在中国战场的统一指挥,对重庆的国民党政权软硬兼施,扶植汉奸汪精卫登台。同年,中西功在上海和东京同尾崎秀实进行了三次密谈,了解到许多第一手资料。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军分为三道钢铁洪流,全面入侵苏联。希特勒希望得到日本盟友的帮助,但在日本国内,围绕北进还是南进这一重大战略抉择,上至天皇、内阁,下至军方各兵种,交锋激烈。其时,由于英、法、荷在远东的殖民势力被削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南亚的野心日益膨胀。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军将领都主张先南进,占领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大片地区,攫取其战略物资。1941年8月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开会,作出“今年不向苏联宣战”的决定。既然日本南进已经明确,中共中央就要进一步搞清他们发动战争的准确日期。中西功接受了这一使命。1941年10月25日,中西功返回日本国内,第一个电话打给尾崎秀实,没人接。再打,接电话的换成一个陌生的男人。中西功又打电话给尾崎秀实的一个助手,他从电话里嗅出了一股不祥的信息:尾崎秀实出事了。事实上,就在中西功回日本的前一周,东京“佐尔格小组”暴露,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先后被日本“特高课”秘密逮捕。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中西功以找朋友的名义,大胆独闯军方的报道部。从记者们的高谈阔论中,中西功知道了留驻中国南方的日本部队已在台湾集结,参加“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各部也正在海运南下。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南进作战意图十分明显。中西功又去找了一个在银座开小书店的朋友。这个朋友的姐夫在军令部当通讯参谋,收发电报,内幕消息特多。正是通过这个关系,中西功进一步证实了日美谈判一旦破裂,日本就要跟美国开战的情报。中西功立刻返回上海,再查“满铁”密档,最终锁定日军南进作战,最早可能是在12月1日,最迟可能是在12月15日,12月8日的可能性占到90%。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12月7日)凌晨,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迎来历史拐点。而中西功也因为准确预报了日美开战的日期,名留青史。中西功的频繁活动,引起“特高课”特务的注意。1941年底,中西功收到了化名“白川次郎”者从东京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向西去”。这个暗号的意思是,劝告中西功“从速撤走”。1942年年3月,中西功获悉,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已向上海日军司令部提出了将他“秘密逮捕,送来审讯”的要求。再往后,中西功察觉到有日本特务秘密监视自己的迹象。自己的身份是不是已经暴露了?有同志劝告中西功设法撤退,但他迟迟下不了决心。1942年5月,日军第13军发动了浙赣会战。中西功设法取得了“从军调查员”的资格,打算到达浙赣线后相机出走,前往后方根据地。不幸的是,到杭州后,中西功突然被东京直接派来的“特高课”特务诱捕,并押往东京。被捕后,中西功受到残酷的刑讯折磨,一度被拷打至内脏出血,不省人事。他坦然承认,出于信仰向中共提供过情报。面对特务,中西功说:“再过3年,日本将败。然后我就会大模大样地出去。”

中西功被审时列举了掌握的大量国内数据,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侵略战争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经济崩溃和彻底战败。同时被捕的中共党员西里龙夫更以雄辩的教授式口才,把审讯室当成讲堂。警官们对此十分惊奇,又引出莫大兴趣,此后每天竟出现授课式的场面──被审者进入审讯室坐下便清清嗓子说:“今天,讲一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未来……”“今天,讲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审问者则像小学生一样洗耳恭听并写下几大厚本记录。那些警校毕业的高等生过去受的全是军国主义奴化教育,此时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再联系战事失利及国内饿怨载道的无情事实,在对过去的信条产生怀疑的同时,也对被审者有了些尊重。集体庭审时,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又侃侃而谈,警视厅官员和看守们都愣着听讲,主审法官急忙窘迫地打断讲话说:“此处不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今天闭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而中西功也在经历了漫长的审讯之后迎来第一次公审。9月,法庭宣判中西功死刑,等待执行。仅仅一个月后,根据美国占领军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中西功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的中西功,继续从事着革命活动。1946年6月,他加入日本共产党,并于同年参加设立中国研究所。1947年4月,中西功作为日本共产党员,参加第一次参议院议员选举并当选。1950年1月,因为在日共路线论争中与党中央对立,中西功被开除出党。5年后,他又恢复了党籍,在日共中央劳动组合对策部任职。此后,他还担任过日共神奈川县委员长。1973年,62岁的中西功患胃癌去世。弥留之际,这位老人仍然惦记着中国,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国际在线微信:crionline在这里看懂世界长按二维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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